第一部分 人民币汇率之争

蒙代尔说人民币汇率不可升，我想问他为什么减少在美国的时间到中国来领北京绿卡？克鲁格曼说美国唯有压迫中国升值，我想问是否他也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国薪酬？130位美国众议员联名要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想问他们干吗不来点真格的，干脆拿美国的黄金储备换他个几十万亿人民币？看来，人们还真的不太把经济学当回事。这门以解释行为为己任的经验科学，最起码的坚持就是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言辞，尤其是人们关于自己行为的言辞——作为研究的对象。

◆ 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特征

1994年前的中国早有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的市场。那时，人民币换美元的需求是通过两条轨道来实现的。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不论企业还是个人，有了外汇收入，都要以政府规定之价，结算给政府。那时的人民币估值很高，应该是那时中国的创汇能力不足，而政府又希望以较少的人民币代价购得全部外汇。不过，这样打算盘有一个代价，就是谁也不愿积极创汇。政府低价购汇，如同当年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一样，妨碍了生产者努力创汇的积极性。

逼来逼去就逼出了第二轨。路径大体如下：国家从80年代开始逐步提高购汇牌价，然后又推出“外汇留成”制度，即允许创汇企业留下一个比例（20%）的外汇自用，并可以把这部分留成的外汇，拿到“外汇调剂中心”去，看有没有谁的出价比官方外汇牌价更高。由于低于真实市价的“平价外汇”短缺，需求就永远旺盛。大家你争我夺出价，把计划外的外汇调剂价格拉高了。外汇双轨制应运而生：牌价外汇5元多兑1美元，调剂中心的可以8元、9元甚至10元兑1美元！后者才是市场，因为凡想多要美元的，无须喊叫，也无须左打报告右审批，拿人民币出价就是了，游戏规则是在调剂中心里出价高者得外汇。

到1993年中国第一次汇改的前夜，中国全部外汇的80%来自调剂中心即市场轨，仅有20%来自计划轨。朱镕基领导中国的第一次汇改，大刀阔斧完成了汇率双轨的合并，也把分布于各地、分散定价的外汇调剂中心，整合成统一竞价的外汇市场，这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由来。自此，直接以行政命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人民币汇率，是在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市场上形成的。

当今世界，人们不仅可以在美国境内买卖美元，也可在美国境外买卖美元，正如人们可以在欧洲境内外买卖欧元、在日本境内外买卖日元一样。可是人民币的交易就仅限于中国，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但外国人却不可以在中国境外买卖人民币。之所以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嘹亮，原因之一就是在他们那里无从用美元买人民币！

方面，香港是个例外。在这个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上，自2003年以后是可以合法买到一些人民币的。并不例外的是，香港因此也就没有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很高的呼声，因为无论哪种汇率主张，在香港总可以通过对人民币的出价行为来加以表达。

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读者常听到的早就过了2万亿美元的“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购入的外汇。

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央行进场大手购汇，这件事情要怎样看？我的看法，央行入场购汇，与政府其他机构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在自己主管的市场里从事采购活动，裁判员兼运动员，确有一个角色冲突问题。不过，好在外汇交易非常透明，横竖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大家出价竞买，央行出价高就央行得。这里没有超级特权，公众也从来没有为这个环节的丑闻所困。

◆ 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

除了增发人民币，央行还有别的购汇手段吗？有的。这就是同样由法律规定的“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这里又有诸多政策工具。择其要者，第一项工具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也就是有权规定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总额中，究竟有多大一个比例不得贷放，而要交存到央行。这就给央行带来“花钱”的机会：在给付准备金利息的条件下，央行就可以用此准备金购买外汇。由于央行既可依法规定准备金率，又可根据需要花费这笔准备金，因此看来这是能够为央行大手购汇筹资的一个有效手段。

一般的看法，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还减少了货币供给呢。问题在于，当央行自己动用这些准备金购汇时，已经关入准备金笼子的货币又被放回到商业银行，成为进一步向市场放贷的基础。

◆ “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的纠葛

汇率不稳会增加全球贸易的交易费用，而科斯说得好，交易费用高过一定点位，会使原本可能发生的交易根本无从发生

◆ 守不住的固定汇率

币值不能稳定的一个原因，在商品世界里颇为常见。这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商品的生产率变动有异。由于自然禀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各种原因，不同地方之间的商品生产率，常常发生不同步的变化

那些生产率进步快的地方，就因此而拥有了更多的交换筹码，能够用同样的劳动和其他资源耗费，换取到其他生产率进步慢的地方更多的商品。不对吗？今天你生产的一个萝卜，换我家的一只鸡蛋。明天你的生产率提升到产出2个萝卜，我家（母鸡）的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你同一天的产出，就能换到加倍的鸡蛋。只需把萝卜和鸡蛋都看做是交换对方产出商品的“交换筹码”，就不难明白，谁的生产率进步快，谁的交换筹码就多。

技术进步的差别可以解释贸易不平衡的起源，而资本流动则告示黄金逐价的运动不止于消费，且可扩展到投资。经济逻辑并没有改变：在贸易失衡没有得到恢复之前，总是生产率进步快的国家得到更多的交易筹码；一旦把更多筹码换成更多的商品，贸易平衡就恢复了。

◆ 当代庞统的连环策

客观衡量，用固定汇率把多国货币连成一体，正如用铁环把多个摇晃的船只连成一体，当然有很多好处。问题是获取好处要不要付出代价，而更致命的问题是所有收益成本得以实现的关键约束条件。我们有必要审查，当今世界刮的究竟是什么风？

◆ 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

认为那次治理通胀处理最好的地方，是在压住物价局面之后，由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这部明确人民银行就是中国央行的法律，除了点明“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还特别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第二十九条）。这就是说，用人大立法来确立央行的权威，一举消除了多年以来动摇人民币币值稳定、通胀屡起的病灶——政府因财政需要而超发货币。这是治本之策，影响中国长远的未来。

第二部分 货币是怎样炼成的

人民币在制度上杜绝政府主动超发货币，是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1995年开始执行的《人民银行法》。该法案明文限定，人民银行再也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就是说，政府把央行当做财政之外又一个钱柜子的时代，在制度上结束了。以后政府的财政需要，靠税收、靠发债、靠国有资源的收益，再也不能靠超发票子

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这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正如本书第一部分指出的，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或者更准确地说：央行出什么价购汇，汇率就是什么价。

直到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你以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减少，还继续新增4300亿美元！幸亏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严格以美元为锚——如蒙代尔所建议的——来决定人民币的供应，而是辛苦异常地不断采用多种工具“对冲”超发货币形成的流动性，否则，由汇率形成机制被动超发的货币，还不是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倘若巨量购买力无端端地集中到某项商品或某几项商品上，那“行情”可就来了。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猪价、钢价、铁矿石价、房价、股价、古董价、普洱茶价，还有什么绿豆价等等轮番出状况，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个别商品的供求出现缺口，而是被动超发货币引起了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表现。

今日中国不再实施强制结汇，企业有权留汇，也有权把挣来的外汇卖给别的企业或私人，商业银行也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户和存款户。所以，当下中国外汇的涓涓细流绝大部分流入央行的库房，唯一的原因是央行购汇的出价最高。

◆ 出口导向的国内平衡

放任，自由主义

管来管去，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或可遏制货币追商品于一时一处，却又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釜底之薪——出口导向经济创造出来的过量货币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哩。记住了，货币是存量，从来不会死的，它像江河之水一样，永远在寻找出口。

◆ 货币老虎越养越大

继续货币深化的潜力还是蛮大的

当下仍有为数不少的商品与服务严重地供不应求。举一个例，老百姓对好医院、好医生、好学校、好老师的需求与日俱增，但“政府主导”的医疗和教育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可以开放市场、引入民营吗？有人疑虑重重。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些领域是什么“市场化改革”过了头呢，那岂不是离基本的事实越来越远？

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我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的市场转让权。不少人朗朗上口的“保护农民利益”，原来是并不包括“保护农民经营土地的转让权”这层最重要的含义的

中国还远远没有充分释放市场化的潜力。由此产生的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平衡不断被动超发的货币。

◆ 银根与“土根”的纠结

我们观察到的基本格局如下：扩张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动银根的同时，实际上还大幅度松动了‘土根’——也就是显著扩大审批征地的规模，并对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增发‘土币’的倾向眼开眼闭；紧缩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在收紧银根的同时，还运用‘冻结批地’、‘集中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实际紧缩全国供地总规模。” 这里的“土币”和“土根”，相对于货币和银根而言，意在引起对特定制度结构下货币运动的关注。不料“土根”一词倒流传开来，演变为今天还有人在用的“地根”

◆ 货币运动两个圈

但是有了抵押借贷这一套，买家例如我们的这位购房人，即便还没有向市场供应商品，也可以凭信用——就是以老屋为凭据承诺未来还本付息——先获得货币购买力。这样，没有商品供应的货币，就经由商业银行被创造了出来。这在以物易物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问题是银行可以继续做大，譬如抵押老屋的购房人把贷款付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存入银行，银行再贷放给其他抵押贷款人。这样贷了存、存了贷，最后不受商品供给约束的“纯货币”，就可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横竖商业银行有了存款就可以“划”出贷款来。要现金吗？也不难，凭存款资产向唯一有权发行钞票的央行换就是了。加总起来，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可能畅旺到如下的地步，以至于流通中的货币购买力总量超过了商品和劳务的供给量。这时候，物价总水平——不仅仅是CPI——的上涨就势不可挡。

一个角度看，政府增加供地就是把原本不在市场里的资源投放进市场，从而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可以收到平衡商品货币、抑制通胀之效（详见“水多了加面”，见本书第111—114页）。问题是，资源入场转动起来之后，不能再过度增加货币，否则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永无止境，宏观调控怎么也忙不赢的。但是很不幸，“供地融资”不断创造货币的机制，恰恰是加面之后又放大加水。这样看，要抑制通胀，除了熟门熟路但长远效果不佳的物价管制，还有必要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供地融资机制，有更深的认识。

概括起来，中国的货币运动有两个圈。第一个圈，是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举世皆然之中的中国特色，是受出口主导逻辑的支配，央行用基础货币服务于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从而被动超发货币而后又不断对冲调控；第二个圈，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两圈的交汇之处，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之中。如果说，无日无之的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大手购汇，构成近年中国货币之水的源泉，那么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则高能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这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的货币基础。

◆ 货币调控的中国特色

央行不断发央票要对冲的流动性，原来正是央行自己购汇发出去的基础货币

问题是，央票并不能完全对冲被动超发的基础货币。几周前央行的易纲副行长到朗润园做报告，提到为持有2.8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2010年年底），央行用了约20万亿人民币购汇，其中80%已被对冲。这说明央行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积累了在开放环境里调控货币的新经验。不过在我听来，他的报告可没有以下意思，即能够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的货币调控方面的中国模式已经诞生。 首先，央票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回收超发的基础货币。困难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因为再多发20%的央票，总量上不就可以做平了吗？我的理解，困难还是来自央行的多目标——当权衡要不要更多回收基础货币时，其他目标包括保增长、保就业、保财政，甚至保商业银行的生意等等，均可能构成央行决策的约束

当基础货币已经脱离央行之手，经由购汇环节落入商业银行，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被央行发出的央票非百分之百地收回。

央行从增发基础货币到发央票回收的时间间隔越长，“泄漏”到商业银行的“过路货币”越多，新创造的货币量就越多。是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理解近年我国基础货币增加较快，但广义货币增加更快的一条基本线索。

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

中国特色的资产形成、抵押和信贷发生过程中，由于政府主导的货币创造直接依托于行政权力、行政命令和行政审批——都是数量型手段，因此中国的货币调控手段也必须以数量型为主才比较对路。否则，在物价之火上了房的紧急情况下，用价格型工具调控本质上靠数量型手段加速创造出来的货币，不免远水不解近渴。行政长官一声令下形成的土地资产和由此增发的信贷流量，由央行官员一声令下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收紧，才比较对路和管用。讲到底，在几年前本文作者戏称“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里，向对价格不敏感的主体挥舞价格工具，不过是对牛弹琴而已。

◆ 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

统计说，直接的政府投资在全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早已大幅度降低。这是事实。不过进入财政预算的投资项目，只是全部政府投资中的小部分而已。在财政预算之外，尚有一片广阔天地。譬如各类国企的投资，要不要算入“政府投资”范畴，各国国情不同，算法也不同。中国一般不算，但从实际情况看，国企投资常常是“更自由的”政府投资，除了免受人大审议，行为逻辑与政府投资如出一辙。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4万亿计划外加天量信贷，中国高铁再次受益。

叫人看不懂的地方，是一个人均所得目前排在全球100位的经济，投下巨资修建全球最快铁路网，经济根据究竟何在？是有不少专家预测中国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总量成为全球老大，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谁也没有预言，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人均所得将成为全球老大。人均所得远非第一，铁路客运速度非要排名第一，这两件事情加得到一起吗？从普通人的角度想，出门赶路，快一点当然好，可是倘若早到几个钟头的代价，远高于省下的那个时间所能挣到的钱，你会无缘无故喜欢全球最高速度吗？应该无人希望，春节大批民工骑摩托车回家的悲壮画面，成为未来全球最快高铁网下普通人交通模式的一个预演。

◆ 货币是怎样炼成的？

很明白，不论将来的高铁全盘开张之后，究竟客似云来还是门可罗雀，也不论届时铁路的财务盈利还是亏本，只要投资立项通过审批，它就立刻对信贷、货币和物价发生影响。

也是中国国情，投资项目通过审批的级别越高，项目实施就越通行无阻。仍以高铁为例，那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项目，一经通过，方方面面必开绿灯予以支持。民营草根项目这难、那难的麻烦，到了国家项目那里，一般就不存在——这也正是举国体制的魅力所在。实例可靠，2009年国家进一步扩张高铁扩张规划，2010年铁道部就宣布三年内建成1.3万公里高铁，以万亿计的项目一下子就火爆干开了。如果像京津城际一样，实际投资远超概算，那么年度之间中国的铁路投资突然冒加出几千亿来，完全不足为奇。

于是人们看到报道，京沪高铁上马之时，财政预算投资不足，保监会就协调若干国家保险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当这家“仅次于三峡”的铁道部“企业”筹够了自有资本，就可以大举向银行借贷。从金融流程分析，那几笔原本也趴在银行账上的保险金，一旦注入京沪高铁公司，顿时就变得活跃起来，因为从此它们就有资格充当“支点”，以便京沪高铁从银行里借贷出更大数额的贷款

中国的特色之处，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权重，所以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参与货币创造。

以基础货币干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为行政权力放大信贷、创造货币提供了条件。

◆ 流动性创造流动性

出口导向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是间接融资模式不断强化的坚实基础。

在此流程里，央行不断出手购汇，基础货币不断流入商业银行。后者“不差钱”，间接融资的头寸充盈，此长彼消，直接融资的不能不受到抑制。这样看，拿基础货币为人民币汇率稳定保驾护航，客观上强化了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色。

可是冷静观察，在房地产这项重要的资产形成领域，政府基本上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征地、拆迁、招拍挂、管制、调控，忙早忙黑，但房地产作为资产存量，却都不是政府的。政府自用的那些新建办公楼，招眼的不少，但算为资产存量，在价值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热衷于投资的政府，忙来忙去，主要是忙过程。这与普通市场主体追求资产存量的行为逻辑，大有不同。居民家庭和市场里的公司一般在意资产存量，因为那是日后收入流的源泉。可是我们访问天下的政府，从来没人刻意介绍他们的资产状况。也许行政权力本身就是政府收入的源泉，权力就是政府的“资产”吧。否则，为什么政府的税收机关或征地机关，其“收入”与世俗定义的“资产”之多寡，完全不相干呢？现在舆论批评的GDP至上，其实是流量至上。我的看法，政府组织的经济特性，决定了唯有它可以流量至上。

但是在如下情况下，政府也关注资产存量。这就是为了动员更多资源，撬动银行贷款投入条条块块基础设施投资的时候，倘若银行要求提供资产担保，政府就不得不在意可动用资产的数量

注意，即使在这个场合下，政府重流量、轻存量的特性也并没有改变。倘若银行不要求或不严格要求担保，政府才对资产存量没有兴趣哩。批个条就可以套出贷款来，谁需要知道资产究竟为何物？别说这个毛病已经改掉了，2009年以来风起云涌的“平台融资”里的精彩故事，说明有关基因不但强壮有力，还可以随环境变化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异！

讲到底，是间接融资以国有为主的体制特征，才使政府对商业银行体系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三部分 治理通胀之道

不少教本上讲授通胀输入，照例会提到“国外商品价格的传导机制”。那是说，国外商品价格上涨，会拉动本国更多的出口；同时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本国企业居民转向更多消费本国的商品。以上两股力量一起发作，把本国商品的价格拉了起来，于是外国的通胀输入了本国。

问题是，听来逻辑井然的传导机制，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同的国家使用的是同一种货币！

放弃固定汇率，允许不同国家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充分反映其相对币值，就不会有通胀输入这回事。

其实，“滞”“涨”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 高价不抱无缝的蛋

逻辑简单，借贷权的分布决定着物价鼓包的基础。毕竟总要口袋里有钱，买家竞相出价，才有价格鼓包这回事。本文的着眼点，是把货币增发与借贷权分配，加到购买力形成的分析之中。借贷权分布越不普遍，物价集中鼓包的基础就越厚实。在中国这个地方，向来轻普遍、重特殊，“政策倾斜”层出不穷，“重中之重”外加“急中之急”，意图无懈可击，但效果永远是借贷权高度集中。别的不提，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明明有房有地，却难以合法贷款，当然也与价格鼓包基本无缘。不少“新潮三农专家”还振振有词，居然说还农民借贷之权会损害农民利益。

◆ 货币稳健不应该是短期政策目标

由于增发的货币经由借贷环节才进入机构与个人的口袋，更由于借贷权的分布、需求的分布，以及供给障碍的分布一时集中到某些领域，因此通胀下的市场价格会“鼓包”，即某些物价出现戏剧性的大起大落。此种“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发一波又一波趋利避害行为的超级活跃，除了在可炫耀的增长率之下错误配置资源与恶化收入分配，不会有其他结果。这才是通胀带给经济的真正危害。

◆ “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

1978年我考到北京来念大学的时候，广义货币存量占GDP的比例不过32%。这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国民经济里，要货币发挥作用的地方非常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谓“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出来农产品的大多数，在生产队范围内记个工分就直接消费了，那是完全不需要货币的。“商品粮”部分，看似穿上了一件交易的外衣，实质还是国家统购统销，而政府为了国家工业化，又把统购价压得很低。1斤粮食1毛钱，1000亿斤也不过100亿人民币，哪里要多少货币为农业服务？工业都是国有的，生产资料靠计划调拨，消费资料在低工资、低物价、凭票凭证的架构里，是商品也消费不了多少钱。至于自然资源，任你地下埋的、河里流的、山上长的、天上飞的，皆在指令计划掌控之中，一切“非礼莫动”，有货币也无用。

货币化”就是指国民经济从计划统制、自给自足向市场体系的转化，诸如农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的增长等，都带来新增的、“额外的”货币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行中货币用量增加，也解释了“超额货币”的来龙去脉。

◆ 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

早期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实践与理论，已经隐含着现代银行体系的核心矛盾。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最后贷款人的钱从何而来？初级答案是“储备”，即各商业银行事先在最后贷款人那里存上一笔储备金，一旦出现金融恐慌，就动用这笔资源来“灭火”。但是，当恐慌的能量大过储备规模的时候，如何找到更强有力的货币水龙头呢？

◆ 从海外代购到境外直购

它提醒决策者，抑制国内物价上涨过猛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千万别忘了短期即可见效的一招：大手增加进口。

◆ 扩大进口 抑制通胀

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有助于抑制通胀。从这个角度看，对海外代购、直购严格税收的做法虽出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为可取的做法，却是审时度势，适度平减进口税费和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毕竟，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 管价限购无助于治理通胀

我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论述，告诉读者以下三点：第一，“大跃进”之后，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了亏空；第二，以当时的办法，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去弥补财政赤字；第三，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发出去的票子又多，结果就引起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陈云被重新请出来解决经济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 第四部分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汇率是指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经验证明，央行不惜动摇币值稳定来守汇率稳定，代价过大，非改不可，否则在经济上国无宁日。大刀阔斧的意思是，央行干预汇市的货币动员规模已经很大，小来小去远水不解近渴，实在于事无补。不过，只要动员等量的人民币进场，替代央行拿基础货币购汇，汇率水平可以不变。这就是说，大改汇率机制不等于大变汇率水平。

◆ 财政购汇的三条筹资通道

财政预算不够，还有第二条筹资通道。大家知道，我国财政性资源并不限于预算收入，尚有大量国有资源的权益，如国企利润中应归国家股东分配的部分。粗粗看去，把国有权益纳入财政购汇基金，潜力还真的不小。

这里有一段公案。现在的国企不是改革后的国企，经历了结构性改制的风雨，大凡经营亏损和资不抵债的老国企，基本上都已经改掉了。存留下来的，特别是中央直管的大国企，不但不再亏损，而且盈利数在全球都排得上号。年景好的时候，仅央企利润就高达万亿人民币。这就引来一个热点问题：央企利润要不要上缴财政？

吵来吵去，结果是从国企上缴利润10%开始，逐步体现国家作为出资人的权益。不少批评者认为实在缴得太少，还应加大上缴的力度。国资委回应，没上缴的那部分就算全国人民留在国企的储蓄，什么时候国家要用，什么时候拿出来就是了。

笔者从来没有呼应过要国企上缴利润的舆论。不是不该缴，而是以我有限的观察和理解，国企之所以能够产生大把利润，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就是经由“利改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允许国企利润可以不上缴。长话短说好了：正因为利润可以不上缴，国企才创造出今天的利润！看到人家腰缠万贯，高举国家权益的旗子要求把那些银子拿过来花花，不是不可以，只是我担心，“创利上缴”制执行不了多少年，国企的利润也许就没有这么多了。因此之故，不要说利润上缴，就是对国企收入福利的种种干预，我以为也没有算好账。

但是，全民分享国企利润的潮流又不可阻挡。那么，有没有可以兼顾国企创利动力与国民权益的两全之策呢？现在有了，这就是让国企把尚未上缴的利润打入财政购汇基金。不过讲好还是两权分离，国企用利润购入的外汇，所有权是全民的即国家的，但使用权、控制权还归国企。如此安排，汇率稳定目标多了一份财政性资源的支撑，而国企的创利动力多少还保留着，至少比利润悉数上缴要强。大国企有了自己可用的外汇资源，有助于它们走出去。我的观点，在国内多少还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大国企，唯有走出去，一直走到没有行政垄断保护的环境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才知道能不能真正打出国家队的威风。

◆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重心所在

不同的看法才使一档股票交易发生”，这是巴菲特的老师讲过的至理名言。没有不同个人估值，没有彼此差异的关于未来的看法和预测，哪来交易，哪来市场，又哪来价格？

解决之道，像伦敦城那样加抽拥堵税也许不可避免。但是，这笔收益不是政府作为投资人的回报，而是作为公共管理人利用价格机制治理拥堵。这样的收费，可不能随便给花了，用于购汇，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 在真金白银的约束下利害计算

我的观点是，政府能不干预市场最好，万不得已非要干预不可，也要区分不同的干预手段，因为不同的干预方式对市场运作的影响不同。

◆ 货币准则才是问题的根本

美债评级被降级，即便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大债权国手中的美债资产有账面损失的风险，怎么可能没有压力？

◆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这里带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央行负债在理论上是不是国家债务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要不要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这不是小问题，因为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财政稳健永远是货币稳健的保障。

第五部分 录以备考

吴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件往事，当初设计论证宏观调控部门的时候，几位中外专家对设置四个宏调部门（央行、财政部、计委、经委）提出过异议，认为宏观调控既然是间接调控、总量调控，就应该只设央行和财政部，不能有其他。不过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见该书，第111页）。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宏调部门越来越多，多部委联署的金牌一道接着一道。2004年第一次看到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讲国土部门也要参加宏观调控，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一幅土地从批出到建成总要二三年时间，这么一个“慢变量”，怎么可以拿来充当宏观调控的工具？当时和北大几位同事受委托到几个地方调研，报告里特地写到，“银根”、“土根”并举不是好办法，因为“土根”实在过于笨拙。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的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难道可以问责国土资源部吗？

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讲到底就是通过增加制度运行的摩擦力来使经济减速。这套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对法治、政商关系、反腐倡廉，有百弊而无一利。

◆ 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

宋国青认为“汇率是纲”。因为只有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才能平衡中国的外需和内需，才能消除过度繁荣的出口推高中国总需求的潜在危险。他认为要特别注意涉外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建议人民币主动升值10%，或把部分直接升值、部分调整进出口税率组合起来，共同校正主要宏观变量之间的失衡。考虑到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4000亿美元，年度贸易顺差254亿美元，而当年的CPI仅为1.2%，我认为宋国青的研究具有难能可贵的预见性。

所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意见中，张五常独树一帜。我理解他的分析是这样的：人民币不是对美元“升值”的问题，而是脱开与美元挂钩的问题。但是，在人民币汇率放开与美元挂钩之前，先要解决未来的人民币以什么为锚。在他看来，人民币钩住或盯住美元，是以美元为“名义锚”，现在人民币要与美元脱钩，以后以何为锚就成为问题。要是与美元脱钩在先，又没有找好自己的锚，那人民币就有变成“无锚飞弹”的危险。张五常的建议是，人民币对一揽子商品挂钩，使人民币先有自己的名义锚，再脱开与美元的挂钩。他还认为，更可以考虑把人民币“放出去”，释放人民币作为国际强币的潜在优势。

◆ 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是第一要务——对话《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具体指标上，2009年CPI表现很平，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都很强势，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周其仁：这应该就是“货币的粘性”，即过量货币进入市场，并不像水一样非常平均地流到一切地方，而是像蜂蜜一样，带点黏性地先流到一些地方，再流到另外的地方。先流向哪里，那里的相对价格就升，一波一波地热闹。要强调的是，超发货币只要发生，就肯定会流向某个领域。股市涨、房地产涨，除了真实需求的推动，货币之蜜推波助澜。最近大家说“民工荒”，其实就是劳动力价格要上。成都的都江堰，三个月前打零工的日工资70元，最近去则升到了100元。劳力也是资产，也是资产价格上扬。

美联储一般被认为是最具有独立性的央行，可以抵御所有政治压力。但格林斯潘在他的传记里说，很长时间正好是政治压力不大，所以看起来美联储才非常独立

英国央行在制度上就不独立，要听财政部的。

◆ 过去十年是开放政策收获的十年——《21世纪经济报道》十年专访稿

出口生意利用的是现成的全球商业网络，或者说是包括软件在内的商业文明——常常样品寄过去，报价合理就可以签约、生产、发货。就是说，做生意的麻烦少一些，交易费用低一点。

在国内，把生产出的商品分送到千千万万顾客那里，这个网络比国际上还是有差距，交易费用很高，要么货到不付款、要么款到不付货，各方建立信任很不容易，要维系很多复杂的人事关系，还要昏天暗地喝酒。远大集团的张总讲，他们6个业务员做国际订单，120个业务员做国内订单，两边做的单子总量是一样的。这说明了什么？

问题是，现在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比过去的绝对量可大多了，为什么容纳、带动的就业绝对量反而没有过去那么多？

顺着这条路径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转让权和流动权，包括转成非农业用地的转让权。其实这就是城市化的基础，因为土地资源向着更高利用价值的方向集聚，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在这方面的主导体制还是国家征地制，非由政府把农民的土地拿走，硬变成政府财产，再由政府拍卖出来，才有那么一个半半拉拉的二级市场。

不少人可是欣赏这一套。问题是，以行政权来配置土地和空间资源，服从是行政体制的等级规则。你是县级，我也是县级，行政平级，征地就平权。但是，国民经济里各种要素的集聚与集中的程度差别非常大。你们总去过义乌吧？那么发达，真正万商云集，但也只是个县级，多要土地也没有。别的县级呢？即便没有什么人气和集聚机会，但征地权和指标却大体是一样的，因为这些都按行政体系分配。结果我们也看到不少地方，占了很多农田，也修了八车道的路，但没有多少车；修大音乐厅，里面没音乐；修气派的大广场，可惜也没有多少人气。

另外，不少农村地区，多少农民进城打工，但挣到了钱还是回去盖房，盖出来的房常年空着，外加无数空心村。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套准则，福利分配、占用无代价、让出无收益，结果就是大量农村建设用地占而不用。加到一起，城市和农村的建设用地两头过度扩张，一起挤压耕地，所以就需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出路是根本改革行政权主导的城市化，根本改革以福利分配为基调的农村建设用地占用模式。这场改革触及了城乡财产权利的重新界定，触及现行体制的深层矛盾。要是改革推进，最后释放的是以市场机制配置城市化土地和空间资源的巨大潜力，还派生诸多城乡协调发展的成果。

就是说，唯有实质改革才能给未来埋下发展的种子。对地方的改革实践，不能总是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应该点条道出来：究竟什么是可行的？当年的包产到户改革，是底层搞起来的，难免有粗糙之处，打磨打磨，逐步上升为省市的，甚至中央的政策，最后就走通了。

当年要开放，也是这个行业说开不得，那个行业也说开不得，反正谁都说不行，否则就天下大乱。龙永图讲过，WTO谈判最困难的谈判不是跟美国人谈，而是跟中国人谈。如果听任既得利益和观念支配，什么也不动，中国经济就不会有今天。

不少领域的改革，像一句牢骚话说的，“只轰油门不挂挡”，声音大、不下手

改革跟投资一样，现在不把这个种子放进去，将来就没有果实可以收。经验很清楚，像下围棋一样，在框架上布下几个“眼”，过十年就有一大片。中国这十年收获的果实累累，是因为以前改革开放做下了一些发展的“眼”。